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袁岳：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反思，特别普通人反思的成效是有参照的。虽然李先生给我们讲的时间有限，但是他给我们提出一个参照。儒学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东西。下面我也想试图超越生意人的角度，很重要的是根底哲学与企用哲学的东西。我们平常会买东西，找对象，选择很多很多对象，包括看什么书，听什么讲座，你都会进行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是随机的，还是有原则的。在文革以前中国人都是有根底的，之后进行了根底的摧毁，跟儒学有关的。

　　进入现代化，社会变得非常开放、开明，使得很多东西可以向前推进，当然时间长了以后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一旦有根底，就有终结标准，有的事情能干，有的事情不能干。当没有根底的时候，做事情就方便多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们很多不良的现象，包括中国消费者对品牌很低的忠诚度都跟我们的无根底很有关联。

　　如果按照传统的儒学，不按照李先生四期儒学来说，没有太大关系。我们今年大部分公用之学都是西学，这时候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根底？做生意很成功，只要成功就行，管它跟根底是否有关，不需要管根底，还是一定要找一个东方儒学理念的根底与之相关。所以我们平常做事要不要问问根底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多少人是有点根底的？这些根底能体现在你做生意的理念吗？如果你相信儒学，儒学跟其他东西能够兼容吗？或者儒学作为一个根底，与其他信念的根底能兼容吗？或者兼容不兼容没关系，这个一套，那个一套，这个没有关系吗？

　　这两个问题一个从实用角度提出，一个从根底提出。我听完李先生的讲话之后有两个感受。李先生讲的四期儒学跟三期儒学有区别，他不是讲理论，而是方法论。如果按照李先生的说法，我觉得他跟西学的根底比较近，至少某些西学根底比较近。另外一方面他也能够更激进，在经验的基础上，你具备创造或者你建造根底的能力，这是桥梁之学。

　　第二个李先生提出转换性创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便利的路径。今天大家谈那么多自主创新，其实我们从最近30年中全世界创新来看，最成功的追赶模式都不是美国式的，而是日韩式的。日韩模式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适应性创新，我先学你的，先模仿你的，由于我在模仿的时候，我有足够大的平台、足够大的市场去操作、去改进，所以30年后跟我学的就很不一样，他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不断再创造。至少我们看今天日本的创造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种方法论。从这种角度来说，李先生讲的儒学四期非常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但中国的大学教育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小学教育也远远落在他们后面。

　　中国的青少年应该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还要勇敢推进人类文化。他们中要产生一批又一批站在科学技术文化最高峰的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罗尔斯、德里达、海耶克；这类推动世界学术文化的巨人就是当代的孔孟老庄。目前愈演愈烈的读经运动对不对，要在这个标竿下去衡量。在我看来，要中小学生读经是作茧自缚的逆流。死记硬背、培养“乖孩子”，扼杀少年儿童的创造精神是中国教育的痼疾。今日所谓读经运动在最好情况下，也许能培养一批循规蹈矩的小老头，这与他们肩负的现代化重任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利根川进(To Ne Gawa Susumu)获奖后在日本的谈话引人深思。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大都是在国外工作时取得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东方文化不适应科学发展。因为在科学研究中要取得出类拔萃的成果必须“天上地下，惟我独尊”，而这与讲究尊卑上下的东方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大意)

　　《弟子规》、《三字经》这些前现代的蒙学教材，灌输的正是讲究尊卑上下的宗法秩序。

　　要是有人把民族虚无主义的帽子往我们头上扣，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对他们说：你们错了！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材，就包含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其中份量是多是少，经过慎重研究后适当调整就行了。事关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的事，他们目前的负担已经够重了，任何莽撞和哗众取宠的举措都是错误的。

　　第二，要有深刻的反思精神，坚决反对狭隘民族主义。

　　中西文化论争已经进行了四百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以最宽广的胸怀，进行文化清理。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历时之久，代价之巨，罕有其匹。这不是偶然的。要敢于从源头上清起，对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汉唐时代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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