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癌症诊疗指南

　　在《广州日报》那篇报道中，癌症遭遇不规范治疗的根本原因被归结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癌症治疗标准。

　　但吴一龙介绍说，卫生部和中国抗癌协会早在1989年就已联合制定《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并在1998年推出“新编”版本，“由于时代局限，这两个规范缺乏循证医学的精神，再加上较长时间没有修订，因此给人，特别是给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专家的印象是似乎国内没有标准”。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孙保存教授也说，国内对癌症治疗方法的评估很不规范，即使治疗了上百上千，甚者上万名病人，也无法判断哪种治疗方法更为有效，自然会影响癌症的治愈率。国外则非常看重大规模的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几个医院用同一种方法治疗病人，与其他方法进行比较，从而筛选出最佳的方案。

　　因此，中国癌症基金会副理事长孙燕教授和吴一龙三年前就在央视讨论癌症的规范治疗问题，呼吁出台相关的治疗指南。

　　在众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和中国抗癌协会去年年底联合公布了《临床诊疗指南-肿瘤分册》，其中包括大部分常见恶性肿瘤。今年又在孙燕牵头下制定了NCCN(美国癌症综合网络)乳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实践指南的中国版，其他几种主要癌症的NCCN指南中国版也将陆续推出。

　　“白纸黑字，不能说我国没有规范。目前最紧要的，是让百姓和医生一起来监督指南的执行。”吴一龙在其博客中写道。

　　他还说，循证医学的精神开始在新的癌症指南中体现，比1989年和1998年的规范“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指南里面的证据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国外研究，“中国十分缺乏自己的研究资料，拿不出什么游戏规则”。

　　孙保存也说，西方的治疗方案不一定都适合中国患者和中国国情。比如，癌症存在人种差异，中国的肝癌发病人数占世界一半以上，而且很多是乙肝造成的。“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得出适合中国人的治疗方案。”

　　在中国，肿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不到25%，即使像京津沪这样的大城市也仅为40%，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则高达68%。这种状况可能与中国的肿瘤早期筛查滞后、很多患者确诊时已进入中晚期很有关系。此外，孙保存说，中国在癌症治疗上落后西方10到20年，尽管很多技术我们也会，“但如果不进行规范治疗，又有什么用呢？”

　　在孙保存看来，癌症治疗不规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利益的驱动、各地医疗水平不平衡、缺乏推行规范治疗的传统等。

　　此外，吴一龙说，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单科治疗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目前，国内几个大的肿瘤中心都在采取单病种集团军方式，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放疗科医生、影像学家、病理学家、实验研究人员齐集在一个科室，共同处理癌症患者，大大提高了治疗效率和效果。

　　今年年初，广州市医保部门和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达成一致：在该肿瘤中心就诊的癌症患者，每次住院治疗的医保费用可达1.8万元。“病人最多一年下来可以报销20多万，治疗费用基本上就有保障了，”吴一龙说，“广州医保敢和我们第一家签约，也是相信我们不会乱来，是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在治疗。”

　　此次中国肿瘤学术大会的闭幕式上，国际抗癌联盟主席卡瓦利(Franco Cavalli)教授、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徐光炜教授、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郝希山教授共同签署了“你我手拉手 共同抗击癌症”的《天津宣言》。宣言特意强调在中国推行主要癌症的临床诊治规范指南，逐步实行肿瘤临床专业设置及肿瘤专科医师准入制。

　　个体化治疗苗头

　　当国内许多医院仍然身陷癌症不规范治疗的泥潭时，有的医院已经出现了个体化治疗的苗头。在此次中国肿瘤学术大会上，上海胸科医院韩宝惠教授、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郝希山教授，以及吴一龙教授等课题组都报告了各自在癌症个体化治疗方面的探索情况。

　　据吴一龙介绍，癌症的个体化治疗是指为某个患者“量体裁衣”，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他说，近年来开展的大规模临床试验，已明确了一些临床因素可以作为预后因子和预测因子。例如，如果患者的行为状态和体重减轻指数大于一定数值，化疗或放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起到反作用。

　　不过，这种基于临床因素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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