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给原来的单位。”说起这些,高峰很平淡,似乎和自己无关,他更看重飞碟造出来后的市场“钱途”。“干自己的大事业,当然要做一点牺牲,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他说,研究所里还有比他牺牲更大的人:“比如朱恒,把给儿子看病的2万6千块钱都拿出来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借了钱,卖了自家东西凑钱给杜文达的。”而在高峰看来,杜文达自己也牺牲很多。“他曾经在徐州苏北机械厂做技术员,带了不少徒弟,做下去的话前途应该很好的。但是为了造飞碟,他去帮人做装潢,只为多一点时间搞研究。最困难的时候,杜文达的弟弟把自己家里的耕地的牛卖了,凑了大约2000块钱给杜文达应急,接着又把家里刚打的豆子卖了500块钱,也给了他。”
高峰坦言:“起初干这个事的时候,我们10个人都是瞒着家里的,现在好多了,很多人都能理解我们了,但还有几个人不敢把这里的事情说给家里人听。”
造飞碟陷入经济危机
在距离县城研究所办公室约5公里处,杜文达正在自己租住的20亩土地上为飞碟的“极速实验”四处走动。大家都管那20亩土地叫“实验基地”。在高峰的指引下,记者和他一起乘车离开县城,在乡间小路上七拐八绕、一番颠簸,汽车终于停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白底门牌上写着黑字——“安徽萧县环宇飞碟科技研究所实验基地”。铁门紧闭,透过门间的缝隙,记者隐约看到有几块堵门的砖石。高峰上前敲门,一副很熟悉的样子,高呼着“是我”,铁门应声而开。
所谓“实验基地”,看起来和一般的农家并无差别。散落的4间农舍全都裸露着红砖,没有经过粉刷,其中一间连屋顶都没有。院落里种着菜,晒着衣服和玉米棒子,还有几条狗若无其事地在记者脚边穿行。只有远处停放的飞碟器才让这里有了一点“实验基地”的味道。
记者看到的飞碟器直径5.15米、高2.37米,上部有3叶大碟片,呈螺旋形状错落排列,中部有16叶碟片,下部有发动机和三个轮子,远远看去像一把巨大的怪伞。杜文达的哥哥正在飞碟下忙着,他告诉记者,这会儿油箱有点漏油,他正着急想办法修理。“我弟弟急着要测试飞碟的速度,要做极速实验。”
在杜文达哥哥的描述中,飞碟的装置远不止这些。“最上面有6叶碟片,还有3叶等试飞的时候装。飞碟里面还有一个座位,现在只用一个垫子代替,还没安装好。飞碟外面还有外壳,装上去会更好看。”
在“实验基地”的一间满地塑料泡沫屑的农舍中,记者见到了杜文达。他正和当地一位物理老师一起用工具刀沿着铅笔印记,掏空一些飞碟状的塑料泡沫。杜文达说,他们正在赶制小模型准备参加11月1日在珠海举行的“中国国际珠海航空展”,因为资金有限,只能使用简单的材料,用手工粗略加工。
为了制造飞碟,杜文达投入了所有的家当。“2002年,我就开始自己造飞碟了,用的都是自己的钱,家里只留下够吃饭的钱,其余的钱都被我拿出来买材料。那时候,我做了个小飞碟,还挺漂亮的。可是还没来得及调试,它就被附近打架的小流氓弄坏了。现在我把大门关着,防的就是飞碟意外遭到破坏。现在,这里20多亩地每年的租金要1万多元,我把老家的东西全搬过来了,现在就住在隔壁,大概20多平米吧。打了个床铺,什么东西都乱糟糟地往里面塞。我还腾出了一间屋子做厨房,其他的都是生产车间和工人宿舍。我们那么一点钱,也只能凑合这样的条件了。”
杜文达告诉记者,研究所今年5月11日才成立,而他的飞碟在去年9月就已经开始制造了。那时候,他拉了40多人集资了50多万元,而此后又陆续有资金进入,累计投入一共达到74万元。但是目前钱都用得差不多了,他陷入了经济困境之中。“那时候我们这里有40多人,现在只剩下27个,工人陆续走了不少,因为我发不出工钱。”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杜文达只能给工人记账,“一个月大约四五百块钱吧。我都给他们记着,一有钱马上发工钱给他们。好在他们都是我以前搞装潢、做机械时候认识的,都有一些交情,比较好说话。现在,我包他们吃和住。外面种的菜,晒的玉米都是用来烧给大家吃的。”
杜文达很清楚,缺钱会导致其造飞碟的计划土崩瓦解,他对此显得一筹莫展。“虽然现在没有人跟我提过钱的事情。但是我欠工人的工钱,也欠了高峰、朱恒他们九个人的钱,这是事实。实在还不起,我就拿这里的东西作抵押。我有一辆小货车,有几台机床,还值一点钱。真的到那一步,我这里所有的东西,就随便他们拿吧。实在不行,我可以把专利卖了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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