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王秋菊博士来到陈艳家，准备告诉他们这一结果。墙上最显眼的是一张全家福，照片上，38岁的王健穿着正式的黑西装，40岁的妻子陈艳穿着雪白的婚纱，抱着红玫瑰，头发特意烫过。4个孩子都露出灿烂的笑容，被称为“老疙瘩”的男孩老四嘴巴咧得很开，露出掉了两颗门牙的牙齿。

　　王健眼神忧郁，陈艳的眼睛里隐隐闪着泪光，嘴巴抿得很紧。

　　王健说，照相时是2001年，他和陈艳刚从北京301医院回来，“第一次知道她的耳聋会遗传。”

　　孩子们已经上炕了。王秋菊没有开口。

　　出门后，王秋菊告诉王健，根据目前发现的规律判断，他的四个孩子中会有两个耳聋。

　　“会是哪两个孩子？”王健看着王秋菊大夫的眼睛。

　　王秋菊的科研小组将在实验分析后确定哪两个孩子会发病，“但至少需要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知道结果。”目前科研小组已经开始对所有采集到的标本进行试验，以期望早日追捕到这个“幽灵”。

　　“只有尽快抢在外国同行的前面发现更多的遗传家系，定位致病基因，才能拥有这个部分的专利，并且研究出相应的药物和治疗办法，我们中国人才能享受到便宜和有效的治疗，而不用向外国购买昂贵的专利产品。”王秋菊大夫说。

　　王秋菊39岁，耳根已有些斑白，她的眼光落在陈艳所在家族的遗传图谱上，“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遗传性耳聋真正有效的治疗办法———我至少还能工作20年，那时候耳聋家族中的这些孩子已经接近平均发病期了。”

　　(为了保护被调查的家族以及科研进程，文中所有的被调查人员均为化名，并隐去具体地名)

　　□本报记者 马金瑜 河北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