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传来《书城》有望“复刊”的消息，2005年底，这本有着十二年历史的书评杂志（注：本文采用的书评杂志乃是广义的“以书为缘起”的文化杂志。）正式“休刊”，主编吴士余在“休刊辞”里写道：“趁岁末之际，《书城》将休整半年，广纳良言，善谋策划，再度改版，企望以新的品牌奉献于读者。”而素有“小资识字读本”的《万象》杂志，在“延期”出版几个月后也有望四月“复刊”，在人文杂志萧条的今天，多少让人欣慰。

“一个杂志办着办着就不见了”，人们常常这样来表达这种淡出视野的感觉，《书林》、《夜读》、《书缘》……这些上个世纪曾经在我们视野里存留的杂志，现在又有谁还记得呢？

作为个体，消逝是一个“事件”，而作为整体，消逝是一种常态，中国人出于思维惯性，认为只要某个杂志办不下去了，要不就是杂志太脱离大众，要不就是杂志社经营不善，这被当成简单个体的优胜劣汰，而不是整体的困境或一个文化生态的改变。

书评：裂变的文体

怎样的文字才能算一篇书评？这似乎是个愚蠢的问题。翻开《纽约时报》书评，里面的文章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理论化，也不急于“盖棺论定”，划分代际流派，他们只是在用一种个性化的文字传达图书，介入文本，书评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介绍图书，刺激阅读，它们不是学术论文，而是“大众文体”。

而在中国的报刊上成百上千地登载的文体，单以数量而论，已经异常“繁荣”。但仔细分析文体类型，一部分冠之以“专家书评”的文体，是体制内的“批评家”所撰写，要在1500—2000字之内把一个“学术问题”搞清楚且有新的探索，还要让“读者”也明白，这显然是对书评功能过于奢望，他们更多扮演着一种强势的“批评姿态”，这也造成有的书评干脆跳过文本的细读，直接贴上“标签”，利用话语权力拉上“学术史”与“文学史”。正是因为这样，很多“专家书评”被用来作为重点图书的“隐性广告”，文体广告功能被进一步强调。

除却专家撰写以外，很多书评人来自资深的读者，他们在书评里面毫不掩饰地“表达”自我的阅读感受，有的人会去花很多语词“搭建”一个“情调的空间”，无论这种调性是旧式文人的，还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他们急于“宣泄”情绪（向读者传达喜悦、赞赏、失望等），而忽略书评背后应有的中立立场与冷静的观察，对于中国的书评圈来说，找到独立中性判断机制，并与大众普及的通俗形式相结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书评这种文体，又恰恰太规范了，太“像”书评了，在都市生活节奏下，读者会花多少时间去阅读书评令人怀疑，各种消费元素进入“文体”的内部，网络阅读对传统阅读的冲击，也撼动了传统阅读的观念，甚至是与图书有关的手机短信的“乱弹”，也可以归之于广义的“书评”，文体自身的“消费功能”正日益凸显，书评不再“附属”于图书，“看书评是为了去看书”的观念被动摇了。消费是一块溶解的糖块，书评的文化分子正日益与各种消费元素结合起来，让文体出现了裂变，是价值尺度，还是心理消费，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