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从地球到火星》刊出后，竟引发了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热潮，人们在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上排起长龙，争睹火星。后来，童恩正写出《古峡迷雾》，据说不少高中生因此报考了大学的考古专业。郑文光去世后，曾有报道提及，在他的名著《飞向人马座》影响下，有人选择了航天专业，目前正在神舟飞船的发射基地工作。

   1983年，郑文光在对科幻小说的批判中中风瘫痪，从此停止创作。1989年，童恩正赴美，其科幻著作亦成绝响。如今，两人都已寂寞地离开人世。作为科幻作家，他们不仅从未获得阿西莫夫那样的名望与财富，甚至无法像阿西莫夫那样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

   谈及科学幻想，一位资深的科学编辑对记者抛出一连串的疑虑：现在科幻译著丰富，加上互联网的便捷传播，年轻人已不必仅仅期待自己的本土作者了，我们还需要自己的科幻作品吗？在世界科幻水准及丰富性都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今天，中国的科幻的门槛是不是无形中也提高了？中国科幻作者及作品的产生还有戏吗？中国科幻，究竟何去何从？

   另一方面，使她更为担忧的问题是：科学幻想对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块科学幻想贫瘠的土地，它的未来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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