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至今的那场辩论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宣告“科学的春天”到来。同年8月，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面世，成为“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初版行销160万册。

  由于科幻小说开始带有更多的“文学性”，一场科幻小说究竟应该姓“科”还是姓“文”的辩论展开了。从1979年开始，《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后来，根据一些科幻作家的说法，“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了”，是要“借助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声势，企图从政治上把一些科幻小说打成‘毒草’……中国科幻小说就是这样被棍子们打下去的，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1983年11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在一版刊出一篇评叶永烈惊险科幻小说《黑影》的文章《思想上的黑影》，称：“散布怀疑和不信任，宣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这就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题。本文只是列举事实，希望人们注意存在于科学幻想小说中的精神污染。”编者按则指出：“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商品化的倾向，正在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某些科幻创作。”

   两天后，11月5日的《人民日报》在三版刊出了一篇署名施同的文章《科幻作品中的精神污染也应清理》，称：“一些挂上‘科学幻想’的招牌的东西已经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并已造成科学上和精神上的污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科幻小说，已经超出谈论‘科学’的范畴，在政治上表现出不好的倾向。”

   回顾那场辩论，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认为，只是因为一些评论文章的尖酸刻薄或有失偏颇，就将对科幻小说的批评意见一概斥为“打棍子”，甚至认定它们就是导致中国科幻落入低谷的“祸首”，似乎不够客观、有失公允。“试想：遭受过各种批评、批判的文学品种并不少，何以科幻小说就如此脆弱呢？中国人需要科幻吗？它在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市场？它的成长和发展又需要怎样的土壤呢？”

   吴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感叹：“现代科学精神在中国普罗大众中从来就没有生根。”

    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童恩正发表于1979年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正如今天不少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观念相当超前”，是在尝试摆脱自鲁迅以来的窠臼。他主张：科学文艺作品的目的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这样，普及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的人生观就取代了“普及科学知识”。

中国还能产生引导人生的科幻大家吗？

  当中国还在为科幻的属性而迷惑、为科学精神的缺失而焦虑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场“赛伯朋克（Cyberpunk）”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当代科幻写作。“Cyber”是与电脑有关的词汇的前缀，“Punk”一词源于摇滚音乐，泛指当代文化的反判者。“Cyberpunk”是指80年代出现的以电脑化自动控制的社会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展现的是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微电子等高新技术内容。

   1984年，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浪游者》出版，书中所展示的现实世界与网络虚拟世界的交织引起轰动。此后，《侏罗纪公园》等作品风靡全球，电脑、网络、分子生物学、无性生殖、基因重组等科学前沿领域成为科幻创作的热门题材。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乐观的评论者认为中国的科幻写作开始崛起，但也有人笑言：在中国，真正的科幻作家还是像恐龙一样稀罕和不被人理解。

   国内最有影响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发行量曾一度突破40万份。科幻迷在欢欣鼓舞之余，却最终悻悻地发现，这一突破，只是因为前一年的高考作文试题要求写一篇科幻小说，科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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