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更早以前，利玛窦在把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进行比较时，就指出了两者的天壤之别：“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到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保持了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过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边境“。

　　在郑和的时代，中国是强盛的，而海上吹拂的是和平的季风，航行的是友谊的风帆，他的船队已经到达了足够广阔的世界，但是东南亚的香料、印度半岛的珠宝、阿拉伯城市的繁华贸易都没能引起明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兴趣。

　　从明中叶以前的历史看，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保守的民族，也不是缺乏海洋意识的民族；但是近几百年历史使得中华民族正在淡忘自己也曾经是一个航海民族———汉朝时候即有水军从山东出发跨海远征乐浪(朝鲜半岛北部汉朝郡名)之举，三国时吴国经略琉球，到了宋朝时期，中国在东南亚一代的海外贸易就已经非常发达了，航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才使得元朝利用大海船运送上万人从海上远征日本和远征东南亚成为可能。明朝的远洋航海，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各个朝代千百年航海实践积累的基础上的，只可惜此辉煌如昙花一现般短暂。

　　据记载，郑和的船队随船带了大量的翻译人员、文字记录人员，记录沿途各地的风土、物产、水文、地貌，每次回国不仅带回各地的珍奇异宝，还带回了对外部世界的详尽的文字记录。而这一切也都没能让以后的朝廷改变停止航海的决定，除了颂扬海外万国来朝的盛景和担心外部世界蛊惑天朝民心之外，朝廷对海外贸易和国力扩张毫不关心。停止航海活动的原因非常多，北方陆上蒙古的威胁，东方海上倭寇的骚扰，国内经济无力再支撑航海花费，甚至天降歹兆吓倒了皇帝等等，使航海活动的停止似乎成为了必然。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纵使郑和到达了欧洲，将欧洲的繁华信息带回天朝，也不会给统治者们带来比带回“麒麟”更大的震动。

　　六百年后呼唤郑和

　　自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最终走上了闭关锁国的不归路，其后的几百年间，曾经如神话般的中华帝国衰落了，而自哥伦布始，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了殖民扩张。

　　正如梁启超指出的那样，中国航海历史的悲剧并不在于郑和没有实现地理大发现，而在于，自郑和之后，中国航海探索活动几成绝响，他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反思道：“郑君之初航海，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伽玛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伽玛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伽玛。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噫，岂郑君之罪也。”

　　600年前，一支绵延十余里的船队，浩浩荡荡地驶入了万顷碧波之中。一次又一次未知的停泊，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国度。600年过去了，中国又迎来了一个蔚蓝的世纪。无论如何，谱写了人类海洋文明史新的篇章，郑和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不愧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家之一。对于更为开放的当今中国来说，郑和征服海洋的豪迈气魄，和他毕生献身海洋的执著精神，以及他所展现的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睦邻友好的精神风貌，在浩瀚的海洋上铸就了华夏的“蓝色文明”，也将鼓舞着中国这条东方旗舰驶向和平崛起的世界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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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ech.sina.com.cn/d/2005-07-10/095265876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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