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遗址中车马坑和战车实物的集中发现 ,  显示出商朝后期战车愈益增加, 车兵逐渐成为主要兵种. 一般一车驾两马(两服), 或左右各再加一马(两骖).车上3人, 在前驾驭马为御者, 左部持弓者为主将, 右部持戈者为护卫.有时5车横列一组, 25车为一大组.随车的兵士3人为一组, 曾发现10组30人(商代社会诸问题的研究 ). 据甲骨卜辞所记, 武丁时至少拥有战车300辆。如果该记载属实, 则武丁时期的车战力量已不输于武王伐纣的军事力量.可能武丁时期的主要作战对象是鬼方和羌方.《易经·既济》九三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马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考古的证据对此也提供了其他的观点.

首先, 商朝军队中的马可能是从外来引入的. 殷墟中证据如下(Kwang-Chih Chang张光直, Shang Civi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1- 甲骨文中关于狩猎的记载, 500次以上的有驯鹿, 獐, 鹿, 100次以上的有野猪和野牛,虎 , (a larger deer)和其他未知动物出现小于10次.这种记载和考古动物遗骸的发现是一 致的.这说明商代殷统治中心地区大型野生动物以偶蹄类为主, 并没有野生马.
2- 在祭祀和墓葬中发现有狗, 牛, 羊, 马, 猪和鸡, 但是其他动物均在垃圾中有发现,用于食用, 马未发现有食用迹象, 可能只用于拉车.相比之下, 牛的使用惊人, 一次祭祀的用牛量可达1000头.
3- 甲骨文中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胡厚宣, 武丁时期五种记事刻辞考)  

显然商人是比较珍惜马的, 这和大规模养牛养马的游牧民族不同.可能当时中原地区还没 有大规模养马, 仅通过战争或朝贡获得少量马匹. 这样维持一只大规模用马的军队, 是国家经济的一个很大负担. (即使到1000年后的汉朝, 中原地区仍然是缺少马匹的, 汉武帝以倾国之力, 一次出征不过才能用十几万匹马, 而同期匈奴一次就可以调动40万骑兵)

其次, 随着鬼方的平定和主要作战对象改为东方的东夷(特别是晚商的纣时期,《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战车建设可能被忽视,  马车更多用于贵族礼仪.

张光直在<军事力量>一节(p194)详细描述了殷墟出土车马的情况, 并指出主要的武器出土是在车马坑中, 但也指出这些马车均装饰以青铜和和宝石, 车体绘以动物图示.则可能这些马 车是用于礼仪用途的, 配套出现的成套兵器也可能是权力象征, 因为传统上中国有用成套车马兵器作为权力象征赐于大臣或陪葬的礼仪, 如加九锡(《韩诗外传》：诸侯之有德,  天子锡之, 一锡车马, 再锡衣服, 三锡虎贲, 四锡乐器, 五锡纳陛, 六锡朱户, 七锡弓矢, 八锡鈇钺, 九锡秬鬯, 谓曰九锡.出<艺文类聚>卷五十三·治政部下) 殷墟出土的马羁饰 (from 殷墟网站，见右图)到是精致, 全部以海蚌及高品质的玉器装饰, 但是明显不是用来打仗的.

商朝后期武丁的妻子妇好, 是一个重要的女将, 曾领兵攻打鬼方, 在甲骨卜辞中出现多次.1976年 发现了她的墓, 保存完整, 没有被盗过, 随葬兵器甚多, 包括象征兵权的大铜钺, 可是却没有与马有关的军事用具出土(不过有马玉雕).如果商朝的军队中骑兵或马拉战车是制式装备的话, 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高级将领的墓中没有马刀, 马车, 马鞍出现.如果确实没有, 只能说明当时马在商朝军队中作用不是很突出.

马拉兵车在农耕和商业民族在游牧民族接触前, 不是一种重要的战斗力量, 因为没有发展的必要(希腊罗马的战车使用都不很发达, 主要靠步兵和骑兵).毕竟长期靠进口马匹来维持军马使用是代价高昂的. 所以当鬼方威胁解除后, 商朝军队中马的使用可能大大消减了.

此外, 在文献中商朝有关马的记载也很少. <诗经.商颂>中描述商朝的先王武功, 只有一处间接提到马,

武丁孙子, 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 大糦是承.

比较<周颂>(见第4节), 马和战车的频率明显较低.

在夏商时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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