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蓝：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前研究人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现在深圳商报任职

温家宝总理即将正式访问印度，这是中印两个大国高层互访，加强合作的新里程碑。国人的注意力，将跟着温老总的足迹而再度放到印度──我们的那依然比较陌生的邻居。正巧在2005年2月底到3月初，我因到印度开会而走访了西印度的孟买，南印度的海德拉巴，北印度的德里以及西印度的斋普尔。虽是走马观花，但是因为常在国内做区域发展的实地研究，也曾走访过巴西、墨西哥、智利、巴基斯坦、哥斯达黎加、缅甸、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不至于因为新鲜感而让花迷了眼，得到的是不靠谱的观察和印象。在此奉献给读友作为对印度了解的一点帮助。──作者题记

●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背景很不堪时候，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中的两个亚洲大国。两国强大的经济需求，是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鉴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近年都在推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分别在工业化和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不同的长足进展。为此，很多人看待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倾向于把中印两国看成竞争对手。

印度裔杰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教授认为，不应该单纯地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他说：我认为，主要从竞争这个框架来看待中国和印度是一个错误。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双方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只从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和印度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结构在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构成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第二产业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比是50·9：26·9，中国在制造业方面非常突出，印度几乎只是中国的一半；而第三产业方面中印之比是33·2：48·2，这表现在印度的软件产业及为之配套的服务业比中国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印两国的企业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中的合作有非常大的互补性。

确实，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中印贸易不过从26亿美圆上升到36亿美圆，但是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内，这一数字攀升到136亿美圆。如此快速的增长，说明的问题之一，正是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大。阿马蒂亚·森教授因此认为，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相互之间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不过他也不认为印度经济最终会超越中国。

以我个人在印度的观察，中印之间发展路径的最大差别，还是在于制造业。印度近年的强劲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软件产业发展的拉动。这是高端的服务业，也需要高端的金融保险和其他服务业的配合。这类服务业的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有相当局限，对人才要求的门槛也非常高。

而中国软件等高新产业固然有很大进展，但是中国经济中更突出的是制造业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都决定于这一事实。而中国的制造业，除了少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因此工业化拉动了城市化，给乡村经济的转型和农民转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这种城乡联动的效应，是印度现在的发展模式所无法实现的。因为公共教育和乡村教育在印度几乎是失败的。而没有教育和没有技能的农家子弟，是没有可能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考虑到农村大量的无地农民沦落进城市，而没有城市就业机会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人力资源方面的无效配置，也是使得“人”变成了累赘和负担的“口”。

此外，印度作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经济上的计划控制，实际上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对本国工业等产业实施严格的市场保护，使得本国现有企业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但是也抑制了他们的创新和改进。固然TATA等国内财阀在国内产业的很多部门占有优势，印度也竭力推动进口替代政策。偏好贸易的印度人也不太擅长于精心工作技巧培育，因此技工也是极其短缺的资源。大夥偏向重商主义，印度的国家政策自然偏向于市场保护。

结果现在就可以看到，印度工业品制造能力短缺，卢比折合成人民币收入比中国低（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法来对比，也许未必是这种情况，但是以密布全球而价格几乎统一的麦当劳汉堡折合，我们觉得印度的价格相对比中国还是高一点），而商店工业品普遍价格比中国高。贫民人口数量巨大而没有什么购买力。最高层的人士，则与拉丁美洲一样，拉动的消费是欧美的高级和奢侈产品，对印度国内市场没有什么很大贡献。只有人口中的中产及更高阶层，才是真正的消费阶层。普遍的素食主义传统，也使得印度的农村产业，尤其是畜牧业，得不到市场需求的拉动。尽管在畜牧业的许多指标方面，印度可以位居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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