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时候，科学文化人的称呼逐渐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对这个称谓，有的人高兴，有的人生气。高兴的人认为，科普终于走出了死胡同，来到了新的天地。而生气的人则各有原因。

本文不想讨论科学文化运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运动，只想通过对其中的一些参与者的了解，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我认识最早的科学文化人，应该是卞毓麟教授。卞是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研究员，戴很厚的眼镜，做事情认真细致，非常具有普通人头脑中那种陈景润式科学家的模式化特点。他介入科学文化运动的早期，主要从事国外作品的翻译和做一些科学小品创作。卞教授还热衷探究美国科幻及科普大使阿西莫夫的创作特点。他是中国惟一一位自费赴纽约到阿西莫夫家中访问的人。这次访问，一直被科幻界和科普界传为美谈。我最喜欢卞毓麟教授的一个散文，是重新诠释宋朝苏东坡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他将整个故事中的词汇全都做了现代科学诠释，笔法潇洒自如，一点没有破坏原词的那种磅礴气势和充足的幻想力。

卞教授后来离开科研岗位，应邀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供职。已经50多岁的人，还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搞急刹车，大转换，大彻悟，大变脸，给自己的人生大挑战，这决心和信心，不是人人都能有的。但他真的就这么做了，而且相当成功。他主持的院士系列讲座和哲人石等丛书，多次获奖并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

作为科幻文学的研究者，我很早就关注卞毓麟教授的科幻活动。他撰写的阿西莫夫访问记，曾经被我收入北师大编辑的科幻教材。他离开北京到上海任职的消息，也是经由我们科幻研究会的内部刊物《星云》首次公布于众。卞毓麟教授因为组织的科幻百科全书和阿西莫夫自传，也曾经打电话征求我过的意见。他还在我出访国外期间，要我为他购买阿西莫夫的最新传记。

最有趣的是，我决定给卞教授的新奉献阿西莫夫自传《人生舞台》写个另类书评，在书评中，我大张旗鼓地抱怨卞先生的丛书没有做好宣传。看到这个书评之后，一些好心的朋友来电话要我别和卞先生的关系闹僵了。我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结果恰如我料，另类书评真的引起了一些本来不关心阿西莫夫的人去购买了阿西莫夫的自传！

对于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卞先生打过一次电话，更没有解释过一次。而卞先生呢，又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更新的作品的创作和出版上了。

这就是科学文化人的品行！

除了卞毓麟，科学文化人中我最熟悉的应该是田松博士。我跟田松的交往，在前文《二书友》中已经有了交代，这里只补充一点。田松一直喜欢研究民间科学家的活动，写了大量文章并和这些人有过交锋。一次我碰见他时开玩笑说，你何必对他们这样，这些人只不过在选择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们并不对我们的时代构成威胁，只不过从无聊的生活中自我寻求一些个人乐趣罢了。我以为田松一定会拿出“科学卫士”的样子来反驳我的玩笑。不料，他的想法踏踏实实地沿着我的思路却比我更胜一筹。“你错了。我就是要让他们停止。他们是在耽误他们自己！”

回来以后我仔细想他说的话，的确很有道理。这些年来，我也见过一些毫无基础、却热衷于进行各种力所不能及的所谓科研的人，他们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生活在令人无法相信的贫困线之下，倾家荡产却仍然四处奔走，渴望得到正统科学家的“支持”和“认可”，对这样的生活，难道还不该停止吗？

    在我看来，科学文化人就是这样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与卞毓麟的认真和田松的强烈责任感不同，刘华杰博士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富有斗争性。我认识华杰，是在上海科教出版社的一次科幻讨论会上。当时基本上没有机会交谈。后来，我的学生要做关于混沌与管理学之间关系的硕士论文，我领着她专门去刘家请教。

华杰的家的确是个学者之家，而且，在我看来，这位学者还颇有些孩子气。比如，他当时正在研究手性问题，所以家中除了胡乱堆放的书之外，给人最大的印象是到处挂着各种左旋和右旋的植物。他还专门打开电脑，给我们看他收集的关于奇妙的“左旋DNA的雕塑”种藤蔓植物的标本。

华杰能用非常通俗的话语讲解复杂的概念，这让我和我的学生都印象深很。他的文笔也很有华才。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阿来还曾经在科幻世界的“科学美文”专栏选择了他的作品，并亲自加上注解。

说到华杰的斗争性，是因为我看到他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立场坚定的时文。这些文章对伪科学、反科学和科学中的不良行为发表了自己直截的看法。对学术界的泡沫现象，他也非常关注。有关“索克尔事件”的最早中文介绍，大概就出自他的文章。他还曾经对一些科学院院士的行为进行过批评。

有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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