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冻后，他把这些活SARS病毒分装到了14支注射器中。这14支注射器摆在两个铝合金盒子里，通过传递舱送到了猴子所在的两个房间。按照既定计划，还有4只猴子用于实验对照，不需要注射病毒。

    汤宏斌和鲜巧阳两位工作人员先关闭了负压柜的送风开关，把排风量开到了最大。这样可以确保猴子呼出的有毒气体进不到房间中。在负压柜的顶部，还有一个双保险设施：主排风管。即使负压柜断电，里面的空气也可以通过主排风管抽走。

    汤宏斌按下了负压柜电动挡板按钮，猴子被慢慢挤到了靠近窗口的地方，无法挣扎。他把手伸进负压柜外层有机玻璃的操作孔，打开内层窗户，给猴子打了麻醉针。一分钟后，眼睛还睁着的猴子，身体慢慢顺着挡板倒了下来。

    汤宏斌从铝合金盒子里十分小心地取出一枚注射器，找准猴子颈部的气管打了进去。一滴、两滴……病毒慢慢流进了猴子的气管。第一只猴子攻毒成功。

    但意外出现在另一个房间里：一只负压柜的电动挡板突然不能正常工作，猴子躲在里面，人无法靠近。排除故障需要时间，而铝合金盒子里的SARS病毒针的温度在慢慢升高，必须冷却才能确保质量。

　　“如果把SARS病毒针放回冰箱，要重新消毒和解冻。”在场的工作人员很快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去买冰块。几分钟后，一家麦当劳餐厅的冰块解了燃眉之急。

　　下午5时，鲜巧阳最后一个从实验室里出来。他拽着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极其疲倦地告诉大家：14只猴子攻毒全部完毕。此时实验人员连中饭都没顾上吃。

　　“以新加坡事故为戒”

　　和23位实验人员同样顾不上吃饭的，还有一位“不怕死”的记者——湖北日报摄影记者陈勇，他参加了22天的实验。不过，这一切，都是以生命危险和辛苦为代价的。

    在进入动物实验中心的隔离区前，他和其他23位专家一样，和校方签订了一份知情同意书：

　　本人申明

    为了人类的身体健康，为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了科学的进步，我自愿进入武汉大学P3实验室从事课题研究。

    我深知进入该实验室从事的研究工作有很大风险，对本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有很大威胁，也有可能导致环境污染。但我也深知，只要严格按操作规程执行，这些可怕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

    我自愿参加并严格按P3实验室管理的有关规程执行，认真做好个人与整体的安全防护工作，努力完成科研任务，为人民、为科学事业做无私奉献。

　　知情同意人

　　“我必须要和他们讲清楚，这个实验是有风险的。但我们的实验室是好的，只要严格按照规程操作是安全的。”孙理华开玩笑地说，“不怕死的记者都来了，我们怕什么？”

　　孙理华曾经想给这些人投保。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为他们承保，理由是目前没有这个险种。

　　“武汉大学校长知道我们要做这个实验，要求必须是零事故，不能出任何差错。校长在会上说，要引新加坡的事故为戒，出了问题，实验室封了不说，还影响国家声誉。作为实验负责人，我的压力当然很大。”孙理华说，“只要出现问题，肯定就是我的问题。”

　　实验人员对防护工作的严谨很快让孙理华放了心。连记者陈勇，也给自己专门制定了摄影人员操作规则：先用保鲜膜把数码相机封死，只露出UV镜头。完了给整个相机喷洒消毒液，然后拆开保鲜膜，把相机再放到紫外灯下照射消毒。

    严密的防护措施给大家的呼吸带来困难，时间一长就会因缺氧而头晕，而有的实验又要求连续，不能中断。由于上厕所不方便，有的干脆穿上了纸尿裤。

　　“这里真是‘通讯基本靠吼’。”陈勇笑着说。由于半截式正压服的电动空气过滤器会发出噪音，一般的说话声很难听清楚。“听不见就打手势，再不行就用纸和笔交流。”

　　“这些实验人员的精神太可贵了，只要一有事情，不管多疲劳多累，立刻就进到实验室。等到再出来时，又是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陈勇回忆说。

    几天后，每个人的脸也都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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