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正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9年2月24日，民国政府通过“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今日那些倡议废除中医者的建议，多与民国那份法案类似。但民国那份法案一经颁布，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不到1个月，该法案倒先被废止。

    不久前，现代的人们也提出了旨在“告别中医中药”的签名信，这封信似乎要温和一些。他们辩解说，他们并不是要废除中医，只是主张，国家不承认中医的官方位置，不让中医使用国家资源。然而，这种温和的主张仍然是危险的：第一，它让国家来判断什么样的学术是科学的、是可以生存的。第二，它主张，国家只应当资助“科学”，而不得支持非科学。

    但是，作为一种实践性知识，中医没有必要证明其“科学性”，只要有足够多的患者愿意来看病，即可证明其生存的正当性，不管患者的这种选择是基于信念、基于功效，还是由于习惯。这是多方共同做出的集体选择。权力若轻率地用科学标准来判断民众的这种选择，民众的信仰、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必然遭受严重损害。国家面对民众的信仰、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当然也包括看病的方式，应当保持中立，而不问其是否科学，除非有显著的证据表明其严重损害了公众的自由与利益。同时，假如足够多民众乐意去看中医，那政府还应当把相应份额的公共资金投入到中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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