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开始了她专栏作家的生涯。从1995年开始,她与一个儿科咨询机构合作研究青少年青春期行为和需要。
青少年性疾病的高传染率是他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没有掌握足够的性知识之前,青少年不应该过早的发生性行为。” 2001年的一项统计结果表明,英国30%的男性和26%的女性在16岁之前就有过性行为,而在20岁的人群中,这个比例则达到95%。“因为不懂得相应的保护措施,性传播疾病在青少年中的传播速度要高于成人。在英国,1995年到2002年间,青少年人群中的性病患者增加了165%,其中有90%以上是男孩子。”
克莱德曼认为对于孩子的青春期教育宜早不宜迟,“等到孩子十四五岁,已经进入青春期之后才正襟危坐地向他们传授相关知识已经太晚了。”这一点中国的学者也有共识,中国青少年教育学家孙云晓说,“性教育要趁早,对于两三岁的孩子来说,生殖器名词就好像桌子凳子一样普通。”
这次来北京,克莱德曼在跟中国同行交流中发现,“虽然我们有如此不同的文化,但是在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上,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困难—很多父母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那些孩子们遇到的困惑和焦虑又是如此相同。”
克莱德曼同时也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大儿子在上海工作,18岁的小儿子就读牛津大学医学院。小的时候,他们会因为有一个整天在电视上大谈青春期性教育的妈妈而感到难为情,但是令她欣慰的是,她的孩子在性知识方面要比其他孩子懂得多,有时他们还会主动在学校为妈妈的研究搜集个案资料。
“我热爱我的工作,我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家。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写作和做研究,因为这些工作,我与政府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促使政府做出政策上的改进,从而降低青少年早孕率和性病传染率。这是最有意义的。”
关于生命的小故事
提起这项工作带给她的乐趣,她开始变得激动,即便是用尽了所有的肢体语言,也还是没能找到最合适的表达。她讲了让她感触很深的两个故事。
一个17岁的女孩子,体重莫名其妙地下降,医生认为是过度节食所致,并没有为她作彻底的检查。她注意每天的饮食,但体重还是在不停下降。她只好求助“知心阿姨”。当她听从劝说再去医院复诊时,被查出是癌症晚期。后来小姑娘死了。很明显,有足够的交流,不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跟她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向她诉说一段失败的恋情,后来他承认,他服了毒。她告诉男孩子,“我替你保守秘密,但是你得让我跟你妈妈讲话。”她告诉男孩子的妈妈,她的儿子服了毒药,要她镇静,并尽快通知医生。这位母亲很伟大,她有条不紊地作了所有应该做的事,最后,这孩子得救了。这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幸运例子。
“我很享受我的工作,因为我是在为我自己工作。”除了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克莱德曼还热衷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她的下一个项目是与一个非政府组织到非洲马达加斯加岛调查当地野生动物的保护情况。
克莱德曼看上去比照片上年轻,说话中脸上会偶尔出现孩子一样的神情。不用回答问题的时候,她总是嘲笑自己那头栗黄色蓬松的卷发,用手把它们拨来拨去。
她的英式礼貌给人很深印象。虽然已经提前告知了记者房间号,但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已经笑容可掬的等候在电梯口。一次采访结束的时候,她没忘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一边开始英国人习惯的寒暄,“今天外面下雨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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