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万静

　　“没有任何一项法庭证据鉴别技术像DNA鉴定一样，能够以99.9999％的精度锁定或排除犯罪嫌疑人。在全国司法系统推广DNA证据鉴定技术，建立全国联网的犯罪现场DNA证据数据库以及重点监控人群DNA数据库，

　　对于大幅提高破案率、缩短结案时间，震慑强奸、杀人等恶性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正在筹备首届国际DNA证据研讨会的邓亚军博士对记者说。

　　该研讨会将于11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人民警察学院举行，由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共同发起，并得到全国十多个省市地方司法机构的配合与支持。“7位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际顶级DNA物证、法律、刑事鉴识问题专家的日程已经敲定。”邓亚军说，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公安大学、政法大学、人大、北大、清华的有关专家也应邀参加研讨。

　　此次研讨会围绕三个主题：犯罪现场DNA证据的发现和收集；DNA实验室分析技术及各国DNA数据库概况；合格DNA证据鉴定报告的基本要素及法庭质证技巧。“对于暴力性犯罪案件，约有60％遗留有生物学物证。尤其是强奸案件，约有95％遗留有生物学物证，可以进行DNA检测，达到直接确认或排除犯罪嫌疑人的目的。可是目前在我国，只有不足10％的犯罪案例使用了DNA证据，这也只是局限在北京、上海、辽宁等少数几个地区。而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使用DNA证据方面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专业人员安全有效地使用这项技术。”邓亚军说。

　　“3年内流窜四省作案26起，强奸23人杀害67人的凶手杨新海并不是什么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基本上每次作案时都因受害者反抗留下了血迹、毛发等物证，更不用说强奸时留下的证据。如果能及时对犯罪现场证据进行DNA分析并建立全国联网的数据库，如果杨新海以前因盗窃、强奸入狱时就建立他的DNA档案，许多无辜者就可以幸免于难。”受邀在研讨会演讲的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刘雅诚教授说。

　　另一方面，如果DNA证据的发现、提取、保管、鉴定过程不严谨、不科学，不但无助于破案，反而会制造冤案。

　　在今年夏季各媒体爆炒的“湖北鄂州市离奇强奸案”中，当地警方提取了歹徒现场留下的精斑与15名嫌疑人的血样做DNA鉴定，但是采血程序很不严谨，采完的血样没有进行严格封存，存在血样搞混甚至被人调包的可能，由此导致无辜村民李某被冤屈的案件产生。后经湖北省高院重新对李某进行血样DNA鉴定，排除了作案嫌疑，才最终使这起冤案得以昭雪。

　　“李昌钰在轰动世界的辛普森杀妻疑案中质疑警方的取证过程漏洞百出，使辛普森最后无罪释放，不能简单理解成有钱人靠大牌律师和大牌专家证人钻了法律的空子，而要理解审理该案的法官指出的司法理念：宁愿错放一个真凶，也不允许检方使用‘有毒’的证据殃及无辜，因为先例一开，恐怕更多的穷人、无辜者无力对抗警方违法取证带来的威胁和伤害。”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在评论辛普森一案时解释说。

　　由于现代的DNA证据鉴别技术依赖尖端的仪器将繁琐、复杂的过程简化和自动化，国内只有少数专业人员掌握它的原理和识别实验结果，与案件有关的检察官、法官、律师及作为独立监督力量的媒体记者，因为缺乏必要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尚不足以在法庭DNA证据使用过程中形成有效保护公民权利的“对抗式”质证机制。为弥补这一缺憾，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利用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在基因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成功邀请到国际知名美国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美国司法部“DNA物证的未来”全国委员会执行理事、DNA政策制定人克里斯托弗·雅斯坡林等资深专家出席研讨会，为国内相关专业人员及记者讲解、演示DNA证据法庭应用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惯例。

　　DNA证据擒魔录

　　在我国，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开辟了DNA鉴定研究办案的先河。中国DNA鉴定的研究始于1987年，1989年已经应用到实际断案当中。目前，仅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每年受理、检验的DNA鉴定案件就有一千余起，其中大多数属于重大疑难案件。这些重大疑难案件包括：凶杀案、强奸案、碎尸案和亲子鉴定，前两种主要是将受害者身上的其他血迹、精斑的DNA与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以认定或排除嫌疑人；在碎尸案中，通过DN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