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年6月中旬,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兼八国联军统帅西摩尔中将率八国联军进军北京,途中遭到了云集在天津的义和团和爱国清军的奋力抗击。西摩尔为了补充军源,及早消灭义和团,便调中国军团增兵天津。
6月21日,刚刚镇压完威海卫抗英民众的400多名军团士兵乘英舰离开威海卫前往天津。到达天津后以编号为“英军第一军团”的名义编入到英军作战部队序列,并立即参加了攻城战斗。6月27日攻占了北洋军火库,7月9日攻占了海关署军火库,7月13日和14日占领了天津城。
其实,在天津作战中,中国军团是“参加最后攻城战并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天津战役后又直接向北京进军,参加了解救外国驻京公使馆的一系列战斗。时年随军团参加战斗的下级指挥官巴恩斯在其所著的《与中国军团在一起的活跃日子》中赤裸裸地称:“中国军团远征作战次数比任何部队都多。即使不算解决威海卫出现的麻烦,天津之战有我们的份,解救北京有我们的份,以及1900年8月到独流和夭折的北仓,这些远征都是我们干的,没有其他军团参加。”
在八国联军中,这的确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组建和指挥这支部队的鲍尔上校因为指挥有方、战绩突出,天津战役刚刚结束就被任命为八国联合殖民政府“都统衙门”成员。为了表彰这支部队攻克天津城的战绩,战役结束之后,英国陆军部便特意设计了一种以天津城门为图案的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为了纪念阵亡的官兵,殖民政府在威海卫特意竖了一只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作为对这支部队的褒奖;1902年又挑选了12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同年这支部队兵员也猛增到1320人。
到1906年6月,中国军团最终被解散,大部分士兵转往南非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此后,这支在中国土地上存在整整8个年头的特殊部队便逐渐消逝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英国档案记录了殖民者对这支特殊部队的评价
在中国土地上组建一支由中国人为主体效忠于异国的军队,特别是在必要时,让其为异国的利益而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其忠诚度和战斗力在英国内部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中国军团在历次战斗中的表现,令英国殖民者兴奋不已,正如威海卫殖民官员在谈及威海卫时称:“如果不提及中国军团,便不可能全面描述威海卫,它的建立与成功,证明了英国官员在对付亚洲佬方面的天才。”
镇压崔寿山抗英集会是这支部队给英国人的第一个惊喜。尽管这是一次不流血的军事行动,但在中国军团指挥官巴恩斯看来:“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管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不犹豫的作风。”
当时的战场上出现了这样一幕:一个威海老汉,肩上的一条扁担担着他的全部家当,朝中国军团的阵地跑来。这位老汉是军团中一名士兵的父亲。老汉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中国军团的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威海人决心要扫平这里,如果要想活命,赶快逃跑。老汉的儿子对父亲说:不让我打这一仗,你还不如让我呆在娘胎里。老汉没有争辩,只好穿过中国军团的阵地,跑了。
对中国军团的表现,驻威陆军少校F.C特纳写给陆军的机密军事情报中是这样评价的:“1900年与划分界线有关的麻烦中,军团前往镇压当地的骚乱,表现得完全可以信赖。”行政长官道华德在写给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信中则称:“在5月5日、6日的两次攻击事件中,中国军团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为他们的英勇行为感到钦佩。”巴恩斯的骄傲之感则更是溢于言表:“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和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
在攻入北京之后,中国军团曾作为一支单独的作战单位参与8月28日早7点联军部队在故宫举行的占领仪式。关于这次不寻常的典礼,一位叫做兰达的外国人在他《中国与联军》一书中做了这样独特的描述:“管乐队留在院子里……直到……最后是威海卫兵团。部队所过之处皆有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到了中国兵团这儿多少有些减弱———因为这似乎与联军格格不入,中国人也可以被派去打中国人。作为一个优秀军团,人们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悲哀。”
令后人所难以想象的是,当年站在自己祖国心脏中的这批中国青年彼时的心头流淌的究竟是何等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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